它明明地处大北方天津,名字里却偏偏带个“南”字。
它明明很低调,但老舍和曹禺先生却说,“知道有中国的,便知道有南开”。
今天,我们还经常能在影视作品中看见它的身影:
它从不夸耀自己的成就,以至于很多人总怀疑它没落了。
面对质疑,它也从来不解释,只专注在反内卷的路上,“一意孤行”。
然而,它的排名却没有因此下降,一直保持在全国前15......
这样吊诡的宝藏大学,不禁让人直呼:“有意思!”
南开有多精彩?
最具话语权的学生们说:它是“不在南方的开心大学”。
在这里学习生活,别提多胎嗨(天津话,惬意)。
它没有令大学生们最头疼的、宿舍条件差的问题。
在其“奢华”的寝室,夏天可以开着空调捂被子,冬天可以烤着暖气穿背心;
新校舍的一楼还有公共厨房和冰箱,可以自己动手做饭,也可以存放酸奶、雪糕......
走出宿舍,更加自由、灵动的氛围扑面而来。
学校鼓励学生一切合法且合道德的爱好,只要凑够三个人就能向社团联申请经费,“成团出道”。
再小众的兴趣都能得到支持,于是,南开人“野”得有些肆无忌惮:
“舟行天下,龙在南开”,龙舟社的学生们经常在国内外的比赛中斩获奖项;
身在相声之乡,自然少不了曲艺演出,国乐相声协会的表演场场好评如潮;
此外,它还有南风动漫社、冰火舞团、演讲社、辩论社、手作社、橡皮章社......
各种社团百花齐放,妥妥的“别人家的大学”!
这还不够,南开还拉着隔壁天津大学一起玩。
一年一度的“天南舞会”,汇聚两校的才子佳人。
灯光、美食,唱歌、跳舞、魔术、小游戏......
南开让我们看到,“拘谨”的中国学霸们也有自己热辣滚烫的歌舞青春。
当然,年轻而旺盛的荷尔蒙,自然还需要运动来宣泄。
游泳、击剑、太极、冰球、龙舟、跆拳道......项目多样,任君挑选。
人懒,不想动?
没关系,热血的学校会让你爱上运动。
它坚信,体德兼备的青年才是中国富强的根基,自建校之日起,就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学生锻炼。
民国时期,有著名的“南开三点半”——
每天下午三点半,教室全部锁上,每个人必须到操场参加一种球队,除了下大雨,天天练球、比赛,无处逃避。
当时,在校生也不过千余人,他们却有66个网球队、50个篮球队,44个足球队和11个排球队......学校重视体育的程度可见一斑。
如今,除了必修的体育课,它还开展荧光夜跑等五花八门的活动,并提供点歌等活动帮学生打发锻炼时的枯燥。
都说,运动会上瘾,通过学校的“强势关爱”,很少有南开人体会不到强身健体的乐趣。
运动过后,饥饿难耐,大大小小十几个食堂可以吃遍中外美食:
意面、牛排、水煮鱼、麻辣烫、杂粮面、石锅拌饭……
眼花缭乱,色香味俱全,学生“吃嘛嘛香”。
如果这还不够,在附近西南村,总能找补回运动消耗的能量。
尤其是老陶包子的烤鸭米线、爆汁流沙包、奥尔良包,几乎是每个南开人戒不掉的快乐......
总之,这所不在南方的大学,既好玩又好吃,配得上它“开心大学”的名号。
老校长张伯苓早在90多年前就提出,玩好才能学好。
其中,“学好”要划重点。
嘻嘻哈哈的南开人认真起来,能帅你一脸。
在这里,到处都能找到人满为患的自习室:
津南校区公教楼、中心馆、八里台校区逸夫馆、宁一弘道书斋 ......
只要想学习,不愁没地方,甚至连宿舍楼里都有专门的学习室。
最近,学校还“针砭时弊”地推出了“脱机自习室”——
贴有专门字条的教室,门口会放置一个手机收纳架,上自习前,同学们自愿存放已调至静音模式的手机,以摆脱对手机的依赖。
同辈都如此积极向上,再想躺平的学渣也不得不奋进。
大家互相影响,互相勉励,互相帮助,成就了其被人民日报多次表扬的优良学风。
其实,南开人自己“卷”起来,不是为了在优胜劣汰的个人竞争中成为王者。
而是像校徽希冀的那样,他们志在与时俱进,超越小我,最终完成大我。
为此,他们谨遵“允公允能,日新月异”的校训——
“公”是指培养社会道德,“能”意为锻炼个人能力,"公""能"结合,就是要把社会教育融入个人教育中。
在这种大格局的影响下,他们严谨且务实,努力但不功利。
他们奔走在乡村振兴、援建支教的一线,尽心尽力建设祖国:
生命科学学院的杨军教授课题组,开发出一套可以模拟体内微环境的干细胞仿生赋能系统,有效解决了目前干细胞体外培养存在的诸多问题,助力干细胞研究更好地走向应用;
图 | 源于北京日报客户端
由学校现代物流研究中心主编的《中国物流产业发展年度英文报告》,近日面向全球正式发行,成为全球了解中国物流市场与政策的重要窗口;
他们用行动证明着南开人“知中国,服务中国”的承诺,也向世界证明:
南开是中国当之无愧的一流大学!
在那个“一切学习西方”的时代里,它率先收回仰视西方的目光,转而关切真实的中国。
1926年,刚从耶鲁毕业回国的经济学博士何廉来到南开任教。
在教学的过程中,他发现自己的工作困难重重:
虽然经济学列入中国大学课程已经十多年了,但他们用的教材是英文的,内容几乎完全是关于西方国家的,与中国的现状毫不相干。
这对学生和国家能有什么现实意义?
对此,南开提出了“土货化”的发展方针,
即“以中国历史、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,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”,突出强调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国情。
就这样,何廉开始了经济学教学“中国化”之路。
他推出了以中国经济为讲解对象的讲义,还带着学生出没在天津南市搞经济调查。
他甚至还发动学校里负责采买的庶务科老林,来了解天津真实的经济情况。
1928年,他发布了享誉中外的“南开指数”。
这套包含进出口贸易、外汇、工人生活等一系列指数的系统,用中国人自己的数据详细表述了我国物价、消费、生产等经济现象,至今依然是中国政府经济决策的重要参考,也是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数据。
后来,何廉教授还亲自参与设计了中国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。
在南开,像这样着眼中国国情、服务中国实际的前辈们还有很多:
“微分几何之父”陈省身,提出了高斯-博内-陈定理、Hermitian流形的示性类理论,推动了现代数学的发展,也让中国从数学大国走向数学强国;
中国农药化学和元素有机化学的奠基人杨石先,成功研制出除草剂、杀菌剂和杀虫剂等十多种新农药,确保了国家的粮食安全;
中国最后一位“穿裙子的士”叶嘉莹,毕生致力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,她用绝美的吟诵,让世界得以品悟诗词之美......
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书写着自己的故事,也为国家的历史刻下深深的烙印。
也许校名真正的来历,能解释它“命定”的朴实无华。
南开的名字,取自天津话“开洼地”,意指学校建在天津南边的一片开阔野地上。
取名如此“随意”,却在平实中记录了南开的不凡。
清末,一个叫张伯苓的男人,在北洋海军服务期间,亲眼目睹了清政府一系列丧权辱国的行为。
他深感从军报国无望,就退役回到老家天津。
他结识了同样辞官回家的严修,二人教育救国的理念不谋而合。
于是,一个出钱一个出力,南开大学的前身——“南开中学堂”就渐渐成了规模。
到1917年时,学生已满千人,少年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员。
然而,每年有很多毕业生在离校后便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,张伯苓对此非常痛心。
1917年,他远赴美国,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当时最先进的教育理念。
经过两年的筹备,1919年9月25日,南开大学正式成立。
不同于北大、清华、天大、同济等起步就受到政府或外国资助的百年名校,
南开是十足的私立民办学校,它走的每一步都格外艰辛。
学校越来越大,学生越来越多,严家的私产不够支撑它日益增加的开销。
但张伯苓不怕,他说,南开之“南”,也许是困难之“难”,但南开要“越难越开”。
于是,他奔走于全国各地,四处募捐。
上到军阀、政府机关,下到社会团体、普通民众,他使出浑身解数、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。
截至1936年,共有37个单位和80多位个人为南开捐款总计达730万元。(这其中还有鲁迅先生的四块大洋。)
张伯苓因此背上了“化缘和尚”的外号,还有学生对其接受军阀不义之财的行为颇有微词。
但他毫不在意,说:“美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培育出来的。”
他在乎的,只是用这些钱财好好培养人才。